Week 160: 智力跟理性，誰更重要？
道德錯愕
為什麼手足亂倫是不道德的？
海德特（Jonathan Haidt）提出了所謂的道德錯愕。
例子是：一對兄妹雙方在理性討論之後，決定發生親密關係。他們進行了雙重避孕（不會懷孕）、死守秘密（沒有其他人會知道這件事的發生），並在此次的交流之後，雙方主觀感受是正向的，並認為彼此的關係更緊密了。
請問，以上行為是”錯“的嗎？
海德特指出，當你知道不對，卻找不出完美的理由時，你就會陷入”道德錯愕“。
關於對錯的問題，基因給了我們指導，而我們會自己對這個指導進行辯護與解釋。
在《知識的錯覺》中這題曾經討論過，該作者提到，其實”厭惡感“就是道德的驅動器。
也就是說，道德問題都是生理問題。
《機器人叛亂》
- 反事實推論的能力在認知科學中被稱為脫鉤技能（decoupling skills），於是可以做出假設而不會跟真實世界混淆。
- 大腦的運作方式是平行式、模塊化的。但我們的串行的分析式系統被安裝在這樣的架構下面，就像 arm 架構的程式跑在 x86 的芯片上一樣，類似於跑在虛擬機上的感覺。
- 語言有助於我們做串行的分析。在大部分功能模塊都是平行的狀況之下，語言起到一個橋樑的作用，強行串行處理。
代表性偏誤
- 代表性偏誤（Representativeness Bias）是一種認知偏誤，指人們在不確定性下，傾向根據事物與類別的「表面相似性」而非「基礎機率」來判斷機率。
- 舉例來說，一個文靜內向的陌生人，你認為他是圖書館管理員還是一個業務呢？我們第一直覺會選前者，因為文靜內向感覺就不太會是業務。但實際上，他是業務的機率比較高。（因為人數基數不同）
理性障礙
- Keith 發明的概念：理性障礙——儘管智力充分，但不能理性地思考和行動。
- 在意圖水平上，自發式系統對應到”強約束目標“；分析式系統對應到”弱約束目標“。
- 在算法水平上，自發式系統對應到自發式模塊，較少個體差異；分析式系統對應到智商。
- 智力是算法水平上的硬體條件，比如知覺速度、判別精度、工作記憶容量、對長時記憶的檢索效率。
- 如何解釋聰明人也容易幹蠢事？因為“聰明”對應到分析式系統的算法水平（智商高），但“蠢”對應到分析式系統的意圖水平（理性差）。
- 這個社會貌似過於強調算法水平的能力，而不是意圖水平的能力。這個社會對“智力”的崇尚，把人們培養成具有理性障礙的公民。
- Keith 的主張是，理性比智力重要。你如果有兩顆頭腦，你只會變得兩倍愚蠢。只增加智力，我們會”用更快的速度，得到那些我們不想要的東西“。
- 栗子：用一台車類比的話。智力是引擎（跑的快不快），工具理性是路線選擇（正確地做事），認識理性是對目的地的選擇與評估（去正確的地方）
如果人類的理性如此千瘡百孔，我們是怎麼登上月球的？
- 我們大多數人都是文化的不速之客，對於人類的集體知識或理性毫無建樹。相反，每天我們都從他人發明的知識和理性策略中獲益匪淺。
人們可能僅僅是學會了“模仿他人去遵守規則“，以便獲得某些社會收益。他們自己其實沒有變得理性。
概率分配策略
紅綠燈號分別為三成跟七成機會出現，一段時間的學習與觀察後，我們採取的預判策略不是 all-in 綠燈（命中率 70%），而是精准地貼近三七分配（命中率只有 58%）。
其實這是一件很厲害的自發式的能力（畢竟我們精准地做出了三七分配），然而 all-in 其實才是收益最大化的策略，於是有了所謂”賭徒謬誤“。
然而為什麼演化會留下這樣的瑕疵呢？我們讀書會認為：
基因玩的是重複博弈（repeated game），但我們每個人玩的都是單次博弈（one-shot game）。
昕：我們被基因當成避險工具在搞對沖……
《如何無所事事》
- 租金更便宜的社區反而會更傾向去替自己維權，而高級住宅區則不會。這是縉紳化（Gentrification）後會產生的一種現象。
- 為什麼要無所事事？不是真的要啥都不做，而是面對這種爭奪眼球的環境之下，你要有另一個系統去放置你的注意力。就像你如果想搞”自然農法”，不是不放農藥不施肥就好，你還要有相關的生態配套，比如說引進鴨子搞鴨間稻之類的。
- slough 怎麼會拿來比喻停滯不前呢？其實 slough 裡面是豐富的生態。什麼是進步、什麼是建設呢？其實建設就是一連串的破壞。
《台語憲章》
- 如何理解政府對本土語言的保留？作者認為，這些措施只是為了讓這些語言有個善終，基本上只是一種安寧照護，不是積極治療。
- 昕：這件事能用漢隆的剃刀剃剃看嗎？能解釋為愚蠢的，就不要解釋為惡意。為何作者可以認為這件事是故意的？
- 馬密：作者有進行深入剖析，政府是有意識地不去好好做這件事，故意做擦邊行為。
- 才才其實不會吹口哨，他只會吸口哨。
- 奇異果有紅色的。
- 我們會後跑去新月橋上吃章魚燒。
- 昕：既然宗教能幫助我得到幸福快樂，那不信教豈不是不理性？